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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7z

2019-10-15 07:01:07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

张贤亮无疑是“伤痕派”中最具才华的作家 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造和推进之后 粗陋幼稚的官方文学 终于在张贤亮那里走完了精致化的程序。他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夫等人的模仿 从文体上升到了内在的灵魂 也就是获得了一个类似东正教徒的价值容貌。他据此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 并把要把它们纳入博弈型叙事的框架。

跟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是 张贤亮“亮出”了自己半宗教式的修辞体系。这是他获得官方文学殊荣的主要原因。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像张那样 借助东正教加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文学的混合教义 调动完整的隐喻寓言修辞技术 营造了一个中国痛苦记忆的有序的书写体系。这不仅是苏联前辈文学经验的展览 也是中国记忆修辞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是张贤亮自传体伤痕小说的三部曲 描述了灵与肉的激烈较量。在张贤亮自传体小说的语汇里 肉是两种隐喻的复合 它不仅意味着情欲 也意味着食物、金钱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在另一方面 灵则隐喻着纯粹理性、知识分子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对抗体系 却被简化成了灵与肉的隐喻式对话。从当时思想体系里获取养分的张贤亮 无法理解灵与肉的内在和谐 相反 他要向我们喊出最尖锐的战斗呐喊。但这不是与外部世界的抗争 而是内心的自我交战。越过热烈的自我否决和自我忏悔 他要完成圣徒式的精神寓言。

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 经过“苦难的历程” 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绿化树》序言

《绿化树》的男主人公章永磷 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的右派知识分子 只身面对着三重饥饿 严重的肠胃型饥饿、性饥饿和精神饥饿。前两者属于肉 而第三种则属于灵。三种饥饿不仅是张贤亮主人公的普遍特征 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在张贤亮看来 导致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 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原罪。由于跟工农脱节 他们天生是有罪的 需要不断自我忏悔和自我改造。这种原罪感来自东正教作家和本土领袖的训诫 在中国作家的记忆里变得充满诗意起来。

在张贤亮的文本里 土地、河流、村庄、草原 所有这些母体性事物都是同义的 可以自由借喻和替换。它们是延安探母运动的延伸 并且比其他伤痕派作品更加温柔、性感和悲喜交织。

作为罪人的知识分子 完成其精神净化的历程 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外在助力 那就是圣经和天使。而这两者在《绿化树》都已完美具平医院治疗白癜风备。为了坚守自己抵抗肉欲的信念 章永磷热衷于躲在小屋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而这就是他的伟大《圣经》 他藉此拒斥着食物和女人的强大诱惑。他的女人马缨花 则是荡女和天使的混合物 她散发着富有 食物 和肉欲的光辉 同时又代表着童贞和纯洁的爱情。她是用以解决三重饥饿的使徒 身上叠加着但丁《神曲》中圣女贝德丽采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 《绿化树》具备了圣徒叙事的全部寓言性元素 一个热切忏悔的知识分子罪人 一本影响深远的革命圣经 以及一个引领罪人走向觉醒的圣女。马克思主义圣徒就是这样诞生的 它复活在记忆的午后 向我们发出亲切而隽永的召唤。张贤亮的三部曲都有一个类似的结局 那就是灵魂对肉欲的战胜。灵魂从肉体那里解脱了 游荡在广阔的思想草原里 犹如自由的骏马 充满获得新生的精神狂欢。这是肉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象征。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叙事的自由 它改造了痛苦的记忆 把它变成一曲迷人的赞美诗。罪人在摆脱了肉欲的引诱之后 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形而上的国家实体 那是知识分子的美妙天堂。

反讽

在灵与肉交锋的前线 思想的迷惘是无可避免的。鉴于价值的严重错乱 张贤亮的男主人公章永磷 置身于一个反讽式的空间 并且注定要成为一个反讽式的人物 成为21世纪人们赞美或嘲笑的对象。

张贤亮的反讽不是来自话语的层面 而是来自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究其本性而言 这已经超出了修辞学的范围。在《资本论》的干枯字词的底部 肉体欲望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这种自我悖反的叙事就是最大的反讽 穿插在张贤亮的小说里 犹如一条坚固的锁链。它是如此沉重 同时又洋溢着喜剧化的谐谑色彩。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 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现在 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 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 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中升华出来 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

《绿化树》第七节

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讽式记忆。肉欲不可阻遏地从身躯里生长出来 而《资本论》的坚硬信念 横亘在人和他的欲望之间 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迷墙。作者必须接受革命的精神洗礼 同时又面临着肉欲的无限诱惑。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出现了一段谐谑的对话 双方分别是大青马和主人公章永磷。它显然与记忆无关 而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虚构体 却成为劳改生涯的最有力的诠释 打开了记忆原体的意义之门。大青马的存在是第一度反讽在马的动物形态 表层语义 和它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灵魂 内层语义 之间 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种错位制造了强烈的荒诞效应在经历了长久的缄默之后 那头陷入泥潭的畜牲突然开口说话 俨然一个洞察一切的智者。

我来到这世界上 就经常吃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有股墨汁味 但毕竟是草纤维做的 比饲养员给我们不负地塞来的长草好吃多了。我发现。我出生在一个语言空前发达的时代。你们人类现在别的方面都退化了 惟独擅长玩弄语言。所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在长期的熏陶下 我自然也会说话了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这是拟人修辞所营造的古怪场景。文革所生产的大数量的极端话语 被大青马像草料一样进食后 竟然转换成了思想和语言 其洞察力甚至超越了那些浑浑噩噩的罪人。而在这个尖锐的反讽之上 也即在觉醒的大青马的思想与言说之间 还出现了第二度反讽 那就是用反语来嘲讽这个被压制情欲的世界。大青马自称是一匹骟马 并一再讪笑章永磷是精神被骟的阉人 由此构成了“阉人骑骟马”的古怪图景。但事实上 这却是一种惊醒者的黑色自嘲。这场对话企图利用马和章的某种反转的镜像性 揭示他们在情欲灭绝上的同一性

由于我被骟了 我灭绝了情欲 抛开了一切杂念 因而我才有别于其他牲口 修行到了能口吐人言的程度。正像你 谁也不能不说你在劳改犯中 在卖苦力气的农工那鱼鳞病症状中 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是背得比较熟的。而另方面 因为你又并不是被骟掉了什么请原谅我用词不当如司马迁那样 却是和我一样在心理上也受了损伤 所以你在行动上也只能与我相同 终生无所作为 终生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任人骑坐。嚯嚯 我们倒是配得很好的一对 阉人骑骟马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骟马和阉人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反讽气息中延续着 充满了弱者的无奈的机智。骟 阉 就是最彻底的反讽 它摘除了唤醒情欲的根器 却获得了智慧 精神 这是一种最可笑的代价 也是思想极权制度留给民众的最高礼物

。而在马的言说和被言说者章永磷之间 竟然还出现了第三度反讽 大青马透彻地闻到了章身上散发的肉欲气味 以及他的精神觉醒的可能性 并就此发出了睿智的警告

人们为什么要骟我们 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创造力 以便于你们驱使。如果不骟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们经常表现得比你们还聪明 你们还怎么能够驾驭我们 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 ‘刑余之人不可言勇’。唉 你还侈谈什么创造 ”……我也奉劝你 你以后在人们中间也别表现得太突出。把你的知识和思想隐蔽起来吧 这样你才能保全你的性命。”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大青马的陈述是充满揶揄的。它的劝诫跟它的内在觉醒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它所戏拟的达观、妥协、禁欲、自虐和随遇而安的立场 正是章永磷正在反思并企图逾越的。所有这些反讽都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哀伤沉思 显露出右派作家在1980年代所具备的内省高度。

多重反讽 Multiple

irony 的修辞 是后集权时代的话语特性。知识分子仍然无法用正谕话语直接说出自己的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曲折和隐晦的书写 反讽成了至关重要的话语策略。但张贤亮并未在繁复的多层反讽中获取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 恰恰相反 他令人吃惊地保留了仆从的美德。这是一场普遍的自我分化一方面对自我镇压肉欲感到伤痛 借用大青马之口来嘲笑“人类总要把一些平凡琐事涂上一层绚丽的色彩。掏一回厕所也要说成是学了毛主席着作的结果” 一方面却要继续维系这种思想制度。这就是张贤亮的精神分裂。他的自我博弈的人格 破裂在了20世纪末汉语书写的前线。

一位研究者言辞热烈地总结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题 “章永的内在逻辑是 作为知识分子 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 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 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 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 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 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 是对现实的超越 也是对自己的超越。”

在我看来 阐释者的这番赞美 恰好成为理解伤痕派旗手的一个重要依据。它向我们证实 在经过一系列针对肉欲的同情、褒扬、赞美和挣扎之后 张贤亮最终离弃了肉欲 物欲和情欲 的真理 大义凛然地站回到了灵魂 国家主义的崇高精神 的一边。他对身体的怜惜和激情书写被他本人抛弃了 成为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这是人性反思本身的悲剧。它重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轮回道路。正是这个大青马化的代价 换取了主流文学史的盛大赞美。

风格的修辞学

煽情

在风格的修辞学方面 中国文学一直处于比较低弱的级别。它坚持运用农业时代叙事的煽情策略 并且指望在这个层面上获得读者的青睐。《灵与肉》是寓言叙事的典范。在这部小说里 被打成右派和强制劳动的主人公 在底层劳动中获得了爱情和家园。最后他竟然拒绝了来自美国的富豪父亲要求他继承财产的请求 宣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 不能离弃这个生育他的母亲。整部小说洋溢着政治受虐和精神自虐的喜悦。这种喜悦再主人公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时 达到了令人发指的高度

在直觉上 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 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 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 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蚌埠医院治疗牛皮癣 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

《牧马人》

这是典型的哭泣型抒情 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眼泪叙事” 从那些液状分泌物中 诞生了一个小人物的卑微而伟大的情感 那就是对祖国 国家 的毫无怨言的爱意。不仅如此 作者还要在小说里为这种情感的价值作证

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 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 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

《牧马人》

对于主流作家而言 煽情就是风格修辞的最高形态。张贤亮建立了优美的国家叙事的语词殿堂。这种煽情的爱国主义道德修辞 在1980年代引发巨大的回响。直到今天为止 还有大批高校中文系学生在不断赞颂这些浮华文本。而在他的身后 主流导演谢晋前赴后继 把《灵与肉》拍摄成故事片《牧马人》 对小说作进一步渲染和夸饰 把人物的对白变成了英雄减肥N方法试试式的豪言壮语 导演甚至借用孩子之嘴 说出“爸爸就像风筝 飞得再高 线还在妈妈手里”之类的道德箴言 藉此暗示坚贞的主仆关系。基于这两个人的不懈努力 国家主义煽情叙事在1986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早在《伤痕》的叙事中 就已经渗透着受难 受虐 、恋母和忏悔的三种情结 这是新国家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情感三重奏 它在抚摸历史伤痕的同时 阐发了内在的受虐型快乐。眼泪叙事爬行在布满伤痕的皮肤上 发出颂歌般的幸福声音。张贤亮的小说与之完全相同 但它的抒情模式却比《伤痕》更为精致和细腻 其中充满了内省式的独白 仿佛是一些沉默的戏剧。它们富于修辞地勾勒着情感圣徒的心路历程。

受虐型知识分子的诞生 是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而“张贤亮综合症” Zhang Xianliang

syndrome 则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它向我们反复重申着两个基本原则 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 不仅如此 痛苦是必要的 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 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 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需支付的艰辛代价 痛苦成了这荣耀本身的崇高的附加值 并推高了荣誉本身的地位 它们的存在 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荆棘而已 它修饰着那些饱尝艰辛的肉体和倍受折磨的灵魂 使其变得优美起来 仿佛是一次诗意的行走 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 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 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 为制造自身悲剧的势力辩护 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

对比

场景对比是文革期间被广泛应用的修辞技巧。有一种叫做“忆苦思甜”大会的模式 向民众提供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记忆经验。一个或几个讲用人在台上痛诉旧社会的苦难 同时又热烈地赞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 而民众则在台下为之惊骇、哭泣和欢喜。这种对比性叙事的功能是双向的 它成功地点燃了阶级仇恨和政治爱情。

毫无疑问 张贤亮进行新旧历史对比的书写高手。在《灵与肉》和《绿化树》里 都出了大量历史对比的场景。这是典型的蒙太奇手法。它坚持把两种对立的记忆接驳在一起 由此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这其实就是“杂耍式记忆”在风格修辞学层面的再度呈现。我们已经看到 在小说《灵与肉》里 资本家父亲的布尔乔亚生活与主人公的贫困简陋的乡村生活 姿态优雅的女秘书和质朴善良的妻子 构成了强烈的物性反差 但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中 主人公选择了看起来比较差的那种。这是一种严厉的道德探查的方式 而张贤亮通过了这种探查。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圣徒。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 五分之一世纪 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 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的代价。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 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 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 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 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

一九八三年六月 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 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 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我想 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 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 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 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 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 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 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

《绿化树》第三十七节

耐人寻味的正是《绿化树》的这种结尾。男主人公不无炫耀地自述道 “我”乘坐“丰田小轿车”返回农场 又“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 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起 出席“共和国重要会议”。小说又用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冗长句式 刻画了人民大会堂里的庄严旋律 这是跟《伤痕》相似的天堂声音 照明 体系 一种夸张的渲染式的修辞 却比后者更加辉煌灿烂 因为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国家叙事就此获得了飞跃式的升华。

在那个无比幸福的时刻 过去的所有耻辱、苦痛和伤痕都烟消云散了。权力的受虐者、底层的罪人、背强制劳动的苦役犯 现在终于翻身成为权力的主人。这富于戏剧性的变化 表达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并从那里获得上流社会的荣耀

。从苦役犯到“有影响的人士” 也就是从地狱到天堂 这个巨大的对比性飞跃 划出了主人公的生命彩虹 它也是一种秘密契约 昭示知识分子的和解。越过长达二十年的悲苦记忆 它们终于握手言欢了。

以这种新旧对比方式终结知识分子的苦难记忆 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 恰恰相反 它完全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需求 它甚至径直喊出了这种精神渴望。在洗去了往昔的悲苦之后 华丽的天堂回报了忠诚的儿女。这是何其感人的一幕。黑白分明的对比度 制造出鲜艳的叙事风格 张贤亮据此修复了灵魂的创伤。他从自己的记忆体里脱茧而出 成为一个浑身沐浴光辉的新人。而人民则在四周大声鼓掌。

新记忆运动的祛魅使命

就在伤痕派作家发布矫情的记忆体文本时 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思声音 在文学的缝隙里冒了出来。在197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 遇罗锦率先推出自传体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 它是献给其兄长遇罗克的情感纪要 罔顾当时严厉的道德语境 大胆书写了自己的婚外情史 它大步超越了张贤亮的道德限度 成为新时期道德解放的犀利宣言。此外 女作家张洁的《剪辑错了的故事》 也是一曲关于情感记忆的温柔颂歌。它们打开了被尘封的女性的秘密世界。在1980年代 女人比男人更真切地还原了心灵的感伤记忆。

与此同时 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写下了自传体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这个文革的造反者 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恋。她曾是诗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 却在审查对方时爱上了她的政治敌人。在“组织”的逼迫下 她被迫与闻捷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含恨自杀。诗人之死唤醒了戴厚英的政治良知。小说成了她进行道德忏悔的话语平台。在她的记忆中 渗透了罕见的哀伤和悔恨。爱情修正了她的政治立场 把她变成了一个正确书写记忆的女人。跟卢新华和张贤亮的自虐式忏悔截然不同 她一方面满含勇气地担待着自身的罪责 一方面又在固执地指认着苦难的终极原因 并且要追诉来自母体的形而上罪恶。

1996年8月25日 戴厚英在寓所被年轻的安徽乡亲民工所杀 她的头颅与身体被残暴的利刃所分离。戴厚英之死是如此惨烈 仿佛是文革暴力的一次回光返照。她接受了最残酷的命运的审判。由于头颅的长眠 记忆被粗暴地打断了 冻结在世纪末的黄昏里 直到21世纪黎明才被重新打开。这场面对争议的新记忆运动 拒绝了国家修辞的书写原则。它要澄清关于本朝叙事的重大误解。在中国文学的前线 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辞。记忆需要修辞 但不是为了制造阅读的烟幕 而是为了祛魅和还原严酷的真相。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本文插图皆为尹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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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 运用多种学科工具 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 发现并证明 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 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 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 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 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 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 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 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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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_朱大可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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